1860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，清朝政府经历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，以及太平军、捻军的反抗，处于“内外交困”的境地。此时，胡氏子孙，敏锐地发觉以徽文化打造的徽商，因循守旧，总抱着孔孟、朱熹的典籍不放，仅靠传统圣经、贤传，不求开拓进取，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。他们认识到徽州文化孕育了徽州商人，又是徽州文化扼杀了徽商。而此时的徽商，也渐渐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落。胡氏子孙不得不重新思考“胡玉美”企业的前途与命运，而借助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，在“胡玉美”推行家族企业的股份制，这是他们与时俱进的大胆创新。
1900年，在家、店分开的基础下，胡氏家族两大房各推出代表一人，由胡兆祥的孙子胡远烈、胡远勋共同负责店务，而且分工明确。大房代表胡远烈，去过日本留学，因而专攻近代企业管理，掌管“胡玉美”的生产管理；二房代表胡远勋曾担任安徽太平府训导，所以主管对外销售。为确保家族股份制正常运行，高薪聘请店员出身、三代都在“胡玉美”帮工的方遵训为大管事。方遵训为人耿直、公道，胡家一般成员都惧他三分。他在“胡玉美”担任大管事长达40年之久。其职责类似董事会聘用的总经理，专门负责店中日常事务，另设管账一人，加强经济核算，处理来往账目。百年来，胡家在“胡玉美”主政的人物，一般只有1人，不超过3人，多数管事与分店负责人都是外姓。胡远烈在用人上，宁可用有管理才能的店员、徒工，也决不随意聘用族人。并规定家族任何人不得向店中支钱或赊货，使家族股份制企业具有类似于法人的性质。生产、管理、财务、经营、事物等分设的部门，既相互协作，又相互监督，使财务独立，不受家族长辈与权势支配。
胡远烈为进一步提高“胡玉美”产品质量，增加花色品种，他亲赴日本考察酿造业，并三进四川，探求“天府辣酱”工艺，还从沿海引进种曲，改进蚕豆辣酱的配方。胡远烈还采用安庆名医金灌之的配制成周公百岁酒。此酒既有酒的醇香，又有健身功能，极为畅销。他还在东门外购地10余亩，辟为“玉美园”，种植玫瑰、菊花、葡萄等配制各种果汁酒，还批量生产“胡玉美”食品，创制的墨子酥、香糟鱼、酒醉螃蟹、油渍松菇等一批名特产品。
胡氏家族为企业发展，以文化先行，开始学习与研究西方的先进管理、科技、哲学与经济学。六世胡远浚是清代举人，在1905年执教于安徽高等学堂时，就从事研究老子、孔子哲学与黑格尔、马克思学术之比较，以及《资本论》。还有胡远惠、胡子穆等7人，于1907年前后赴日本留学，学习企业管理与生物学等学科。他们同陈独秀在1902年到1915年，曾四次去日本期间广泛接触，初步接触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。
1928年胡远烈病逝后，由胡氏家族股东董事会公推胡子穆继任“胡玉美”总经理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胡玉美家族企业，由从东京高师生物系毕业的胡子穆，与大房胡国荣共同掌管。家族股东会公推胡子穆为总经理，实质就是家族股份企业，向股份有限公司转化。胡子穆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博物系，1917年回国，曾在武昌高师、安徽大学任生物学教授。他一到“胡玉美”上任，就与大管事方遵训、技师代美章、王华山磋商振兴企业的良策。他们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提高产品档次，在酱园设立化验室，用显微镜观察、分析蚕豆酱的配方成份，调整种曲、红曲的比例。他们还在配料中加入44°封缸酒，使蚕豆酱鲜味保持长久。
1930年，胡子穆扩大“胡玉美”的业务，以酱园为基础，兴建罐头厂、制冰厂、糖果面包厂、酒厂、水作厂等，形成食品工业拖拉斯。他还买下胡玉美酱园隔壁的金氏房屋，扩建麦陇香商店（后来成为安庆名店），除经营糕点、海味等南货外，又销售上海“冠生园”、“太康”等食品，并在二楼开设冷饮室及“武陵酒家”招揽生意。
几年后，胡玉美酱园就占领了安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。东门有“胡永源”，西门有“胡广源”、“胡永大”，南门有“和丰”，城中有“胡广美”、“玉美货栈”等支店8处，还在邻县建立代销点10余处。1935年，胡子穆在刚刚落成的南京中央商场一楼租赁门面开设分店。接着又在汉口新市场、上海等地开办支店及经销处。另外，还加强与南昌“沈开泰”、南京“蒋复祥”、武汉“欣利”等一些老店的业务交往。他还利用“胡玉美”的麦陇香分店同上海“冠生园”、“梅林”联合经商，沟通津、沪、宁、平、汉的商业渠道，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。此时的“胡玉美”进入鼎盛时期，资本200多万元，成为我国较有影响的近代民族企业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