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“性格”，是属于社会心理的一个范畴，它是表现在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。而所谓“湖南人性格”，则是指表现在“湖南人”这个群体身上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。研究湖湘文化，不能不研究湖南人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。可是这些年来，我们在研究湖湘文化时，对于这个问题却缺乏系统的研究。因此在本文中，不得不首先对于前人，特别是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些简要的介绍，然后再进入本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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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到底什么是“湖南人性格”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过去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分析。
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在《湖南文献季刊》第5卷第4期发表的《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》一文中，通过历史文献的综合，对湖南人性格做了分析。他说：关于湖南人的性格，历史上的记载甚多。《史记》说湖南人十分剽悍，《隋书》谓其“劲悍决烈”，是早有关湘人性格的记载。翻阅湖南地方志，形容湖南人性格的语调，诸如“劲直任气”、“人性劲悍”、“人性悍直”、“民好斗讼”、“率多劲悍”、“其俗慓悍”、“其民尤尚气力”、“其俗好勇”、“好武少文”、“任性刚直”、“赋性习悍”、“刚劲勇悍”、“劲悍尚讼”、“悍直耿朴”、“好勇尚检”……种种评语，不一而足，大多围绕着强悍的性格而言。这些不同的评语，分布全省各州县，几乎无志无之。论者或谓这是志书互相传抄的结果。但在近人的著作中，亦不难发现同样的批评和观点：19世纪60年代布政使李榕（四川人）曾言湘人之“气太强”；90年代，巡抚陈宝箴（直隶人）言湘人“好胜尚气”；湘人皮锡瑞亦有相同的评语，郭嵩焘则直接谓湖南为“愚顽之乡”。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至湘，所得印象与古人的观察无二。该考察团提出的考察报告书说：“一入长沙，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……然同时亦（觉）气量褊狭……吵嘴打架，殆属常事，民风慓悍殆即以此。”综合言之，湖南人个性坚强，凡事认定一个目标，勇往直前，不计成败，不计利害，不屑更改，是一种“不信邪”的“骡子脾气”，在中华民族之中，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。此种性格，由来已久，稳定而少变化；与心理学家的国民性定义是相吻合的①。
张朋园先生引用的中国古代、近代和现代人对于湖南人性格的描写，都是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的，对于自己文章中引用的每一句话，都注明了出处。如果说，张先生将国人对于湖南人性格的论述，基本上都列举出来了的话，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外国人对于湖南人性格的观察。
德国人利希霍芬在《中国——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》一书中，利用他亲自考察的结果，详细描述了中国17个省居民的性格特点。他是德国地质学家，于1861年首次来华，1868~1872年再度来华，后得上海英国商会赞助，在中国内地做了7次考察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他在上述著作中谈到湖南人的特点时说：湖南人，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。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此地，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。忠实、正直、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、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。中国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，相反，在银行业、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。……他们的贤明、诚实、率直，不仅表现在嘴上，在行动上也是诚恳的。他们维持着中国人中保守的古老的习惯和信念，重视家庭内的培养，对犯了过错的人所处的惩罚，比未开化的人更严酷。他们极度厌恶对事物马上革新，他们认为那是受外国人影响的缘故。如上所述，湖南不仅中国的军人大都出于此，而且是政治家的摇篮。近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。
利希霍芬还将湖南人与江西人的特征做了比较：“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，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，掌握着长江中游、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。湖南人没有商业精神，而军事精神十分突出。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，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。”②
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，所谓湖南人性格，主要是指一种“好胜尚气”、不信邪、不畏强暴的慓悍而倔强的精神。近代湖南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杨毓麟将这种性格称之为湖南人“特别独立之根性”，“其岸异之处，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”③；这实际上是认为湖南人有一种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。张朋园先生认为：“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，是强烈的权威感，是高度的成就需要。”④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，正是积极的人生观、强烈的权威感和高度的成就需要综合作用的表现，也就是强烈的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。
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（Ottemberg）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：①欧洲型；②中间型；③湖南型；④印度满洲型；⑤非洲南亚型；⑥太平洋美洲型。奥氏所谓的湖南型，包括日本人、华南人、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，其人数当在3亿以上。在民国十年（1921）左右，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，正式请求奥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，可是奥氏始终不愿意更改⑤。可见，在奥氏的心目中，湖南人性格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而独立存有的。
二
湖南人这种“好胜尚气”的性格和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对此，前人也做过不少的分析。概括起来，大约有以下三种：
其一，是地理环境说。张朋园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概括：自韩愈以来，湖南山川常常受到歌咏，认为山川可以影响到人的性格或气质。韩愈说：“南方之山，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，独衡为宗。衡之南八九百里，地益高，山益峻，水清而益驶，其而横绝南北者岭，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，气之所穷，盛而不过，必蜿？扶舆，磅礴而郁积，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。”虽然是文学家的笔法，显然主张地灵人杰之说。地理学家傅角今因此在其《湖南地理志》中谓“山川清淑，足以影响于人民之精神”。另一位地理学家白眉初在其《中华民国省区全志》中比较各省民性时说：满洲粗豁，直隶沉郁，山西和平，秦陇迟钝，江浙柔靡，江西平庸，武汉狡猾，四川狭隘，广东激烈，云南质素，至于湖南“则多刚正”。虽然白氏没有说出这些不同民性的成因，明显的，他十分强调地理因素与性格有密切的关系。革命志士杨守仁（毓麟）说其乡人之“风气稍近于云贵，而冒险之性，颇同于粤，于湖南与江西，则相似者甚少”。不知是一种巧合，或者是他影响了白眉初，他们的看法是相符的⑥。
钱基博先生也是主张地理环境说的。他在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的《导言》中，开篇即说：湖南之为省，北阻大江，南薄五岭，西接黔蜀，群苗所萃，盖四塞之国。其地水少而山多。重山叠岭，滩河峻激，而舟车不易为交通。顽石赭土，地质刚坚，而民性多流于倔强。以故风气锢塞，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。抑亦风自创，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。人杰地灵，大儒迭起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宏识孤怀，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，有坚强不磨之志节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，不为古学所囿。义以淑群，行必厉己，以开一代之风气，盖地理使之然也⑦。
其二，是杂婚血缘说。对此，张朋园先生也有过概括：血缘说认为湖南人之所以有倔强的脾气，是因为不同民族杂婚的结果。自古湖南是蛮夷居住之地，顾炎武说：“诸蛮错处之地，蛮子慓悍乐祸，自汉已然，非可以礼义法制柔也。”似乎因为野蛮不驯，才有强悍的个性。蛮子是一个笼统的名词，说得肯定一点，当指苗瑶而言。传说中“窜三苗于三危”，苗子原居中原地方，因汉人的压迫，南迁荆湖，所以湖南变成了苗子的家乡。由于汉民族人口膨胀，自中原向四方移民。汉人入湖南，不晚于春秋战国时代。谭其骧谓汉唐时湖南已有汉性，可见汉苗杂居由来已久。南迁入湘的汉人，虽然与苗人竞争仇视，久而久之，互相通婚，便发生了混血。所以谭其骧谓：“使吾人能得其母系方面材料……则今日湖南人口中，其可确保为纯粹汉族者，恐矣。”谭氏甚至于说：“清季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功业之盛，举世无出其右，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，实有以致之。”西方传教士遭受湖南人反对，亦说湖南人血液中有苗族成分，所以才形成强悍的性格。近有一位湖南人谓其乡人之被称为“骡子”，名副其实的，“骡子就是杂种”的含义；汉人与苗人通婚，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，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。
如果说，以上是讲的不同民族之间杂交的话，那么李少陵在《江西老表与湖南骡子》一文中，则主要是讲不同地域之间移民的杂交。具体说来，是指江西向湖南的移民与湖南本地土著民众的杂交。他指出，历史上江西向湖南有三次大的移民。次是明洪武初年，第二次是清兵入关初期，第三次是咸丰初年。“湖南人虽是大半由江西迁来，可是湖南原有的土著，仍有不少。这些土著，就是苗人。……因此，我敢于武断的说一句话，我们的爸爸的爸爸……的爸，仍然是三苗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血统便是三苗的血统，由于江西人——大半是中原人迁入湖南，这些江西人和苗子恋爱起来，便产生了今日的湖南人。……湖南人千万不要骂我，说我们是苗人的后裔，有伤尊严，可是我要再进一步说湖南人是苗人和汉人交配的‘杂种’。”“湖南不产骡子，可是外省人称湖南人为湖南骡子，而湖南人听惯了，也常常以骡子自居，因为骡子有任重道远的美德，人家如此称我，不是赞美我吗？事实上，湖南人也确有一种刻苦耐劳任重道远的美德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”⑧
其三，是经济政治因素说。张朋园先生认为，血统说近年来受到心理学家的驳斥，似难成立。苗民性格柔弱，历史上鲜有表现，湖南人之慓悍个性似与